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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置顶][王友琴的文章]调查表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6-8-3 22:49:00 |
《文革受难者》记载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。全书有52万字及24幅照片。所有受难者姓名按照拼音字母排列。此书在2004年6月出版，实际的结稿期是2003年9月。在那以后，我已经又收集了数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。其中有的已经加入网上的"文革受难者纪念园" （www.chinese-memorial.org）中。多位师友敦促鼓励，我自已也想要实现我在《文革受难者》前言里说到的编写续集的诺言。
为编写《文革受难者II》，我向大家征集受难者的名字，并设计了下列表格以提供叙述上的便利。如果对某一栏不了解情况，就留下空白。如果有其他归不进表格的内容，请写在最后一栏"其他各种有关情况"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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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评论]王晶垚: 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8-1-1 21:08:00 |
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
袁爱俊女士：
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活动已经结束3个月了。
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“评选”“知名校友”的活动中，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“知名校友”；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；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《校史》和《图志》中。
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，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闻、毫无回应、令人骇异。
我是原师大女附中（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）副校长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、丈夫。现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：
一、
1966年8月5日，原师大女附中（师大附属实验中学）的红卫兵在校园里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。凶手惨无人道，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
皮带殴打，用军靴践踏，折磨达数小时，其过程令人发指！文革中，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。
十三天之后，
1966年8月18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，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，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。宋彬彬代表
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——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。毛泽东对宋彬彬说：“要武嘛。”
1966年8月18日之后，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，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。
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。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，仍坚持将“知名校友”的荣誉授予宋彬彬。对此，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。
二、
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明确指出“实践证明，‘文化大革命’
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，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、破坏和倒退。历史已经判明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是一场由领
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”
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“文
化大革命”的结论。将宋彬彬的活动和“8.18”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。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，对历史的亵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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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王友琴的文章]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9-3 18:12:00 |
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
--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
王友琴
我的《文革受难者》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。
出
版前曾经有人提出，这么多名字，缺乏可读性，删掉一些吧。我断然拒绝了，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。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。书出版后，很多位读者
说，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，让他们读起来就“放不下”。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。
“可读性”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，但是显然，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，。
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。有人问，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，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？对这种批评，我全部接收。我总是说，是啊，我做得很不够，应该做得更多。有时候，我还会诚心邀请说：您可以帮助来做吗？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，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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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5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6:16:00 |
15，郑州大学附属中学
郑州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炊事员，19６８年因为不小心弄破毛泽东像遭到“批斗”，自杀。
当时该中学的一名学生说：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小学6年级，后来进了郑州大学附属中学。1968年，有个校工在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”中自杀，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。他是个炊事员，挑完了水，把扁担往墙上一靠，把墙上贴的毛泽东纸像的眼睛弄破了。其实也因为那像后边的墙不平。加上他“家庭出身不好”。所以就为此在学校中“斗争”他。各班轮流开他的“斗争会”。轮到我们班的时候，我们坐在教室里，左等右等人都不来，原来他已经自杀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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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4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6:11:00 |
14，浙江乔司军垦农场
由于文革，应该毕业的大学生都延迟毕业分配。另外，他们中有很多人先被分配到“军垦农场”劳动，后来才分配工作。上海一批应该在1967年毕业的大学生，在1968年被送到浙江乔司军垦农场。那里原来是个“劳改农场”，用来关押“劳改犯”的。1970年，中共中央命令在全国开展“一打三反”和“清查五一六”运动。在乔司农场，有一批学生被整后自杀。其中有三人是：
一名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1967届毕业生，文革中曾经担任该校“革命委员会”委员，这时也成为文革的打击对象。他姓林，大家叫他“老林”。他自杀。
一名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1967届毕业生，归国华侨。当时在厕所的粪池里发现了一包毛泽东像章。这一事件被当作“重大反革命案”追查。当时把所有的人都排队逐一追查。他是华侨，这一身份本来就被认为是政治上的“不可靠”份子，因此受到重点追查。他上吊自杀。
一名上海财经学院学生，外号“小裁缝”，他会裁剪缝纫。他用剪刀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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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3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6:10:00 |
13， 天津市常德道和桂林路的交叉处
孙女士，护士，天津儿童医院院长范权的妻子，家住天津市常德道和桂林路的交叉处。19６６年８月下旬被红卫兵打死。
范权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。19６５年，范权下乡在蓟县“农村医疗队”工作，19６６年文革开始后被“揪”回医院“斗争”。1966年8月下旬，红卫兵抄了范权的家。他们把范家的书堆在门外焚烧。孙女士被强迫跪在火堆旁边。她的脸被烧焦。红卫兵还用她家里的面包裹上大便强迫她吃下。邻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经过。
当她的丈夫范权从医院被叫回家来的时候，他被告知妻子已经上吊自杀。他看到妻子的身体吊在门框上，一只手垂着，显然是死亡以前已经被打断了骨头。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把自己吊死。另外，范权只看到了妻子的背影。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尸体想要看妻子的脸，却被红卫兵一下子打昏在地。等他醒来，妻子的尸体已经被运走了。
孙女士和范权有三个儿子。老大老二学工程，从清华大学毕业。老三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后也在医院工作。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给父亲写大字报，以示追随革命，后来他看到文革现实的残酷和丑陋，跳楼自杀，幸而未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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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2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5:56:00 |
12，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
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校长，姓王，遭到“批斗”，在1968年自杀。王校长的弟弟的名字叫王学武。但是被访者已经想不起来这位王校长的名字，只记得他的弟弟的名字。
作为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，王校长不是知名人士。但是他教导过一批学生，学生比他远为年轻，很多人现在还应该健在。希望有人能帮助了解他的名字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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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1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5:53:00 |
11，上海郊区梅龙公社朱行大队
1966年8月27日下午，从北京到上海来进行所谓“革命大串连”的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，和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梅龙公社朱行大队“斗地主”。他们把该地的6个“地主”和一些“地主子女”捆绑起来，强迫他们低头跪在砖头上。北京来的红卫兵学生带头用皮带抽打他们，并说，“我们北京打死五类份子不算犯罪。”上海的红卫兵学生也跟着打。结果，把一个70多岁的女人打死，还把其他人打成重伤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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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10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5:51:00 |
10，上海复兴中学
1966年夏天，上海市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从外地来的学生。
当时红卫兵指控这个人“冒充高干子弟”，“冒充红卫兵”。打死这个人后，红卫兵找来该校的音乐教师彭知吾（彭知吾当时作为“牛鬼蛇神”
被关押在校），命令他在凌晨去校门口对面的甜爱园点心店买豆浆。红卫兵说，他们需要用豆浆洗去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。据红卫兵自己谈的经验，用豆浆比水容易洗刷血迹。
虹口区山阴路的一个居民、一个尚未知其姓名的老人，也在同一时期被复兴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在家中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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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革受难者]未知姓名的受难者（9）
卡列宁的微笑 发表于 2007-7-1 15:49:00 |
9，长沙中南矿冶学院教师宿舍“甘棠四楼”
文革中，该楼住户中，19６６年有一名讲师上吊自杀。1968年有一名教授跳楼自杀。
上吊自杀的是外语老师，曾经给“苏联专家”当过翻译。他死的时候儿子才三岁。他的妻子是中专毕业生，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，要养活儿子和一个老人。
跳楼自杀的教授曾经到美国留学，当过矿长。据说从他家搜出了金子。他被关了“牛棚”。
“甘棠四楼”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，没有厅，是一般的教师宿舍。全楼住了18户人家。文革中，住这个楼里的三分之二的大人都被“斗争”。被剃了“阴阳头”的人是大多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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