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传媒人是从罗纳德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《李普曼传》里寻找到梦想的种子的。
19岁那年的一个春天早上,哈佛大学二年级生沃尔特·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,他开开门,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,老人自我介绍:“我是哲学教授威廉·詹姆斯,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,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。”26岁的一个华盛顿之夜,《新共和》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,总统微笑着对他说,“我早就知道你了,听说你是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。”
我是在十八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,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,当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的时候,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。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,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。
所有生活在世纪转折的中国青年,几乎是一个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整整一代。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,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繁琐的职业、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物质的诱惑,为了让父母放心、伴侣幸福、上司满意,我们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预支、去交换。于是,有想象力者成了最优秀的策划家,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,有运作力的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,再也没有人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,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“总统”的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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